亿万先生官方网站“短之又短”的超短片成为电影行业一个颠覆性存在。它以轻量化的特点，突破电影工业的制作限制，让电影创作从专业人士把持扩展到大众亦可参与。

　　拿出手机，记录生活，这个习惯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成为本能。然而，如果说我们的随手影像记录可以变成电影，登上大银幕，这或许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

　　2000年，第一部商用照相手机问世。虽然它仅支持拍摄最大分辨率为355×288的照片，却为之后的智能手机进化打开一扇门，彻底改变了我们观察现实世界的方式。

　　用手机拍摄电影逐渐成为一种新的趋势。今年的戛纳金棕榈奖得主肖恩·贝克，曾用一部iPhone 5s和价值8美元的手机软件，拍摄出一部名为《橘色》的电影，完美呈现光怪陆离、霓虹闪烁的好莱坞质感。国际著名导演史蒂文·索德伯格不仅是数码摄影的长期拥护者，近年来他也频繁使用智能手机拍摄电影，比如2018年的心理惊悚片《失心病狂》。

　　肖恩·贝克表示，使用iPhone拍摄有一定优势，比如无需从洛杉矶市政厅购买电影拍摄许可。（图/《橘色》）

　　长片需要更专业的拍摄手段、更庞大的幕后团队、更漫长的项目周期，相比之下，更便捷、即时的手机短片拍摄，成为青年电影人关注社会现实、进行自我表达的主要工具和渠道。

　　2020年，FIRST青年电影展（以下简称FIRST）联合vivo设立超短片单元，征集时长5分钟以内的超短片作品，鼓励参赛者用轻量化的生产方式与手机等便携设备进行创作，通过影像的方式记录生活、观照世界，重塑影像的价值。如今，vivo×FIRST超短片单元已来到第5年。

　　正如法国象征派诗人保尔·瓦雷里所言：“伟大的革新会改变艺术的全部技巧，由此必将影响到艺术创作本身，最终或许还会导致以最迷人的方式改变艺术概念本身。”

　　如今，我们已进入手机影像时代，碎片化信息和极化情绪影响着影像创作者的表达。手机拍摄构建了什么样的节奏范式？渗透了多少浓度的情感表达？短片又给电影本体带来了什么样的革新？

　　7月下旬，新周刊记者来到西宁，在大银幕上观看了本次vivo×FIRST超短片单元的入围作品。透过这20部5分钟短片，我们意识到，一种“新电影物种”或许已然出现。

　　1895年12月28日，巴黎卡普辛大道14号咖啡馆地下的“印度沙龙”里，33名观众正在观看卢米埃尔兄弟拍摄的黑白无声短片《工厂大门》。这场全世界最早公开售票的电影放映活动，被视为电影诞生的标志。

　　此后，电影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发展壮大、枝繁叶茂，在技术迭代的同时，电影时长也被不断拉长。

　　不知从何时起，电影越拍越长成了一种现象。超过2小时的院线电影随处可见，当然也不乏3小时、4小时的电影。

　　目前世界上最长的电影是瑞典的《物流》，时长51420分钟（35天又17小时），超过一个月。它一秒不差地拍摄了一款计步器从瑞典斯德哥尔摩被运到中国深圳的整个过程。少数看完的豆瓣网友激情留下评论：“旷世杰作”“此生必看”“外星人研究地球必看的一部片子”“人无聊起来有多恐怖”。

　　《经济学人》做过一项数据分析，自20世纪30年代的好莱坞黄金时代至2022年，电影平均时长从1小时21分钟增至1小时47分钟，增加了约24%。全球的电影导演似乎都在不遗余力地挑战观众膀胱的忍耐力。

　　另一方面，由于互联网的高速扩张、商业广告的强势侵入，短片迎来了发展机遇。

　　目前，短片并没有统一的官方定义，它只是相对于长片的一种称呼。通常情况下，我们将时长40或45分钟以内的电影称作短片。

　　放眼全球，如今具备一定知名度的国际电影节几乎都设有短片单元。华语短片《海边升起一座悬崖》和《当我望向你的时候》就曾在第75届戛纳电影节分别获得短片金棕榈奖、短片酷儿棕榈奖，其时长分别是15分钟、20分钟。

　　与此同时，短片正在向以秒为单位的方向发展。美国著名的阿斯彭短片电影节就举办了30秒短片竞赛。

　　“短之又短”的超短片成为电影行业一个颠覆性存在。它以轻量化的特点，突破电影工业的制作限制，让电影创作从专业人士把持扩展到大众亦可参与。

　　vivo×FIRST超短片单元开设5年来，共收到42547部投递影片，152位导演入围。今年，组委会收到443部投递影片，其中使用手机拍摄的短片占比43.3%，排在首位。

　　令人感到新奇的是，这152位导演中，有心理医生、播音主持、厨师、工程师、城市管理网格员、网约配送员、剧本杀NPC、整理收纳师，等等。跨行业背景的导演，极大地扩展了短片的创作图谱，集结了更多社会样本，折射出青年电影人多样化的视角和关注取向。

　　虽然有5分钟的时长要求，但我们惊喜地发现，vivo×FIRST超短片单元的20部入围短片，都没有因此受限。它们主题丰富，摄制手段多样，媒介形态也各异，充分展现了即时影像超强的叙事潜力。

　　获得评审团大奖的《北县传说》，用卷纸图片亿万先生官方网站、动画和实拍影像交叠出三层奇特的视觉奇观，跳出传统动画模式，以成熟的风格辅以故事化的旁白，讲述了一个护林员死于山火的故事。

　　评审团特别提及奖获得者《再见别离》用DV进行拍摄，一镜到底。男主人公酒后鼓起勇气在朋友陪伴下前往前女友家门口，试图袒露心扉，修复亲密关系。导演就是男主人公的好友，在5分钟之内，短片完成了一场跌宕的私人影像叙事，层层递进地传递出少年的起伏心事。

　　《黎明到来前》和《元年》是两部讲述世界末日的科幻短片。前者讲述人类和机器人在沙漠中相依为命，一起寻找绿洲的故事；后者则从三个陌生人因避雨聚到一处展开叙述，他们围在篝火前，讨论什么是不能被AI替代的话题。

　　我们习惯于将末日科幻片与高成本、大制作挂钩，但《黎明到来前》导演徐康硕却说，整个短片拍摄只花了90元。导演张天宇用5部vivo X100 Pro完成了《元年》的拍摄，因为手机轻便、灵活等优势，让他跳脱多次更换镜头、轨道铺设的繁复流程，大大缩短了拍摄时间。

　　此前，张天宇以《行星B602》获得2022年FIRST超短片大赛年度超短片荣誉，这是他在英国留学期间，被困在B602宿舍时，用手边仅存的设备（包括手机）拍摄的作品。全片没有一个人物出镜，仅凭一些微观的生活场景和旁白，串联起这个广阔的“星球”亿万先生官方网站。

　　轻量化、低成本、制作便利，是超短片或者手机拍摄的天然优势。但超短并不代表着“粗制”。“现在技术的发展早已使得手机拍摄更加专业化，还可以配备各种辅助设备，比如支架、斯坦尼康减震器等，拍摄的稳定性和流畅度都有了很大提升，更别说超短片剧组也可以配备专业的片场人员等，所以手机拍摄是完全能够实现专业影像技术的。”戴锦华教授说。

　　轻量化带来的是什么？是创作平权。超短片自带的新鲜和反叛气质，吸引大量普通创作者进入，实现宽泛且精准的内容表达。创作者和观众之间的“互相看见”，不再需要漫长的项目周期和雄厚的资金投入，而只需要一瞬间的灵感和一部手机。拍摄者和拍摄对象天然存在的权力关系，也被手机这一轻便设备最大程度地消解。

　　2022年vivo×FIRST超短片单元的开幕影片《伶仃》，只拍摄了两天，主演周游分饰多角，一天演孙子，另一天演爷爷。这种内容共创，让他有一种挑战和冒险的感觉。

　　周游觉得，超短片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它为普通人和日常生活提供了一个很难得的镜头或者舞台，比如我看到父母在生活中的一些很动人的状态，也会情不自禁地去记录那一刻，因为生活本身就是表演和艺术的源泉”。

　　在FIRST与vivo联合首次开设超短片单元的2020年，4月，贾樟柯以新冠疫情为背景创作的短片《来访》上线，该片只用了一天时间和一部手机进行拍摄；8月，第一部手机拍摄的亚洲院线电影《怪胎》在中国台湾地区的100多家影院上映。今年年初，首部由509位普通人拍摄的竖屏电影《烟火人间》在院线上映。此外，很多长片也在尝试用录像带、DV、胶片等介质进行混合拍摄。

　　“手机的出现无疑对电影工业产生了冲击，传统电影采用的是横屏模式，这与自古以来我们观看绘画的方式是一致的；而手机带来了竖屏，还有滑屏、滚屏等交互方式，这些都与过去的‘屏幕’完全不同，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相矛盾的。”戴锦华在接受采访时说。

　　然而，现在能看到专门用手机拍摄的院线电影的机会还很少。戴锦华分析称，这和大银幕放映亿万先生官方网站、不同手机拍摄的素材的效果差异和兼容度等有关。

　　另一方面，手机虽然赋予短片草根性和包容性，但仍没有形成短片区别于短视频和大电影的作品性。在vivo×FIRST超短片单元主题论坛上，评审马家辉直言，很多参赛的超短片仍然像一部缩小版电影，它的结构、语言、叙事视角，其实是等比例缩小的。

　　评审杨超也有类似感受。超短片作品选取的角度，很像一种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感受，是相对文艺的、艺术性的、观念性的，而它们仿佛跟热火朝天的当下生活不太贴合。

　　杨超觉得，超短片还是得有属于自己的作品性以及一定的（叙事）浓度。“但是它在保持浓度的同时，能不能直接来自生活，直接构筑我们的公共空间呢？因为我们不太可能依靠院线长片去构筑当下的公共空间，但是每个人随手发布的小视频，都可能构筑成一种鲜活的、不断覆盖的、不断向前推动的公共空间。无论是对华语电影，还是对整个社会构成，都可能会非常有帮助。”

　　戴锦华则认为：“超短片应在短视频和电影之间找到一些通道，探寻互相借鉴和融合的可能性，而不是一定要区分它更像电影，或者更像短视频。”

　　[2]《拓展、多元与创新：西宁FIRST青年电影展超短片单元研究》.周晓瓯、何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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